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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曦，生于1917年，福建福州人士。曾担任吴石的副官，并在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担任上校科长，同时也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吴石情报组成员。1950年2月，聂曦不幸被捕，于同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英勇献身。
善舞交际科长
聂曦1917年出生于福建福州。聂曦在福州三坊七巷宫巷长大，本家亲戚聂能辉家居住在三坊七巷怀德坊水玉巷。聂能辉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对聂曦产生了很大影响。聂曦长大后参加了国民党军。抗战时期，出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的吴石，将聂曦这个福州老乡选调到身边当随从副官。
聂曦紧随吴石投身抗日烽火，他正气凛然，对吴石的忠诚无以复加。随着抗战的胜利，1946年春，吴石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料局（后于1948年5月更名为国防部史政局）局长，于是他特地安排聂曦兼任该局（局）总务组组长一职。
吴石与共产党人秘密接触，聂曦都忠诚地履行好安全保卫责任。重要的时候，吴石安排聂曦向党组织传送搜集来的军事情报，聂曦从未失手。1949年初，吴石为传递情报经常坐火车往返南京与上海，有时亲自到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何遂住所送情报。何遂是吴石的密友，时任国民党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要的统战关系和情报关系。何遂儿子何康是中共地下党员，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安排，何康担任吴石的交通员。在传递过程中，聂曦与何遂及何康都非常熟悉。紧急时，吴石包好情报，写明“何遂收”，由聂曦送达。吴石为人民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决定性胜利立下奇功，其中就有聂曦作出的重要贡献。
1949年二月，吴石正式就任福州绥靖公署的副主任一职，聂曦则作为他的副官一同前往。在吴石与聂曦的共同挑选下，王强被任命为吴石的私人参谋。五月，败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电令吴石，要求他将存放在福州的五百箱重要军事机密档案运往台湾。吴石以“军运繁忙，调船困难”为借口，仅将一百余箱的参考资料和军事图书作为绝密档案的替代品，将其列为首批，并派人先行运往台湾。至六月上旬，遵照吴石的指令，聂曦及随从参谋王强等人将剩余的二百九十八箱绝密档案全部转移至福州仓前山麦园路的福建省研究院藏书库中秘密藏匿。8月15日，即吴石启程赴台的前夕，聂曦将王强秘密带至吴石的住所，吴石叮嘱王强务必保护好这批档案，并与之联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黄觉民及立法委员刘通。8月17日，福州宣告解放，王强迅速将这批军事绝密档案完整地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吴石先生、朱枫先生、陈宝仓先生、聂曦先生在就义之际的定格瞬间。
1949年8月16日，聂曦随吴石一同前往台湾。此时，吴石已晋升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他的学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陈诚，正担任在台湾新成立的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长官。得益于与陈诚的深厚关系，吴石力荐聂曦出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的上校科长。在就任交际科长之前，聂曦巧妙地安排了潜伏于国民党国防部的年轻军官王正均，使他成为吴石的副官。聂曦的亲戚，中共地下党员聂能辉，曾是王正均投身革命事业的启蒙者。王正均于1946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成功渗透至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自此，聂曦与王正均紧密协作，共同协助吴石开展情报工作。
聂曦仪表堂堂，才干卓越，善于周旋，在国民党军队中四处游走，编织了广泛的社交网络，为吴石的情报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然而，吴石并未将中共的机密与组织关系明确告知聂曦，而是默契地依据彼此多年的信任，暗中为他指派了一些具体任务。聂曦始终不问过多，行事干练，滴水不漏，出色地完成了吴石的各项交待。1949年秋季，聂曦两次不顾个人安危，前往香港，将吴石所搜集的重要军事情报交给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队的负责人万景光。
1949年8月，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机关报《光明报》遭受严重破坏，此事后，国民党在台湾全岛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针对地下党组织进行严厉打击，严格控制人员出入台湾岛，实施了极端恐怖的高压统治。尤其是负责全岛军事行动的陈诚，他大力提倡检举和揭发，一时间，整个台湾岛陷入了一片狂热的状态，告密和揭发之风盛行，人人自危，惶恐不安。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秘密派遣党员朱枫从香港启程，前往台湾，担任吴石的情报联络员。与吴石取得联系后，她迅速接收并转达了多批次至关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在事后被证实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得到了上级的高度认可。在此期间，朱枫与吴石的沟通频率为每周一至两次，每次会面均由聂曦精心安排，并亲自陪同以提供掩护。
朱枫亦单独联络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首次被国民党特务捕获，却趁机逃脱，摆脱了追捕者的视线，隐匿起来。某日，他于与朱枫约定会面的建昌行南北杂货店，留下了一张字条。朱枫在阅读“老郑”（蔡孝乾的代号）的留言后，得知又有地下党员被捕，并获知“老郑”希望她尽快离开台湾。尽管蔡孝乾未曾与吴石直接有过接触，但特务们在他的记事本中发现了“吴次长”三个字。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姓吴的副部长数量不多，然而，身居要职的吴石尚未完全暴露身份。
吴石
此时，中共台湾省工委及众多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国民党在台湾实施严格戒严，海陆空通道均被严密控制与封闭，通往香港的航运亦告中断，岛内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抓捕活动风声鹤唳。在国民党高官协助下，几乎无人能轻易离开台湾。面对危急时刻，朱枫向吴石寻求援助。
先前，聂曦曾不顾生死，为一名地下党员申领了“出境证”。鉴于朱枫处境堪忧，吴石毅然决然地冒险将其送走，并再次嘱托老部下聂曦处理此事。朱枫离台之际，唯有搭乘飞机暂避至尚由国民党军队掌控的浙江舟山定海，随后再设法私自渡回祖国大陆。然而，如何乘坐飞机抵达舟山定海，亦是一大难题。聂曦设法为朱枫获取了“出境证”，并联络到在国民党空军司令部供职的参谋王济甫，打探到近期有一架由台湾飞往舟山定海，用于接送兵员的军用运输机。随后，他借助空军同僚的关系，成功搞到了一张搭乘许可。
1950年2月4日，正值农历立春之际，聂曦驾车载着朱枫，并由王济甫相伴同行至机场。全程的检查与盘问均由王济甫妥为应对，朱枫因而得以顺畅地登机。聂曦随后向吴石进行了情况汇报，二人心中倍感欣慰，满怀期待地盼望朱枫能安全从舟山定海返抵祖国大陆。
不久，国民党特务便顺着线索追踪至朱枫所前往的舟山定海。
2月18日，朱枫在舟山落网。聂曦协助朱枫逃离台湾的实证，成为了其“通共”罪行的直接铁证，使得其“共谍”的嫌疑得以进一步证实，聂曦随之陷入囹圄。与此同时，吴石也因此暴露身份，于3月1日遭到逮捕。
直面生死，义无反顾
1950年二月，聂曦不幸落网，被押解至国民党保密局监狱，遭受严刑逼供。同年三月，吴石、王正均、陈宝仓亦相继落入敌手，身陷囹圄。
在牢狱之中，聂曦面对着种种威逼利诱与残酷的刑讯逼供，始终坚守阵地，秉持着拒不低头、坚贞不屈的精神。在对待自己所经办案件的证据上，他毫无保留地坦白，却对其他一切供词闭口不言。国民党特务曾试图诱导他：“不过是个副官，不过是吴石的从犯，只要你肯认罪悔过，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然而，他选择了宁死不屈，不愿为了苟且偷生而牺牲宝贵的革命节操。
聂曦英姿飒爽，形象不朽。
在经历了残酷的审讯后，国民党特务一无所获。审讯结果上报后，蒋介石怒不可遏，亲自签署了“吴石匪谍案”的死刑判决。1950年6月10日，聂曦与吴石、朱枫、陈宝仓在台北马场町英勇捐躯。行刑之际，聂曦留下了一张英勇的照片：他身着洁白的衬衫，下半身被纳入军裤之中，脚蹬马靴，双手被反绑于身后，然而他的表情却从容不迫，嘴角挂着微笑，英姿焕发。照片一经公布，台湾岛内的媒体纷纷报道，“聂曦形象威武，气节凛然，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他忠诚不屈的形象广为传扬。聂曦临刑前的这张照片，堪称舍生取义的典范，令人叹为观止。
聂曦，作为吴石情报小组的核心成员，肩负着辅助吴石展开情报搜集与传递以及诸多秘密任务的重任。他紧随吴石的步伐，深入台湾腹地最安全的线上配资平台，勇闯龙潭虎穴，不惜生命安危，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直至最终因身份暴露而英勇牺牲。他用自己宝贵的青春和满腔热血，为祖国统一事业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赞歌！他的革命精神，他的忠诚与坚韧，将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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